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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汉带盖双铺首铜钫

海外回流西汉带盖双铺首铜钫(fāng),方体大口宽肩式,带盖盖面上有四钮,钮上端作角形,器最大处在腹部,两铺首衔环,四壁内削,圈足斜撇。通高42厘米,腹宽22厘米,底座宽13厘米。腹部一侧铺首下有刻铭五行十四字:“长大、四斗四升、十三斤、十四两、卅一”。从字面说“长大”即是食官之一,为战国秦汉铜器铭刻所常见。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,九卿之一的太常属下也有食官,即“诸庙寝食官令、长、丞”。太常掌宗庙礼仪,考古发现的许多“食官”铜器,往往与宗庙祭祀活动有关。另其刻铭详细记录其容量四斗四升、十三斤、十四两、卅一,表示器物次第,也可能是表示“厨”之次第。故此钫为西汉王室使用之器。

 

 

 

  此钫精铜所制整体呈返金皮壳地子,浅绿铜锈整体保存状况良好,这类铜钫数量较多,但大多缺盖,带铭文者更是难得。西汉青铜器虽然没有华丽的纹饰和繁复的造型,但人们评价西汉青铜器,主要以田园般的朴素和诚实的温情,平易含蓄的境界,表现平易的风采和含蓄的魅力。

  “钫”源于“壶”,《诗经·七月》:“八月断壶。”毛传:“壶,瓠也。”壶字甲骨文作。《说文·壶部》:“壶,昆吾圜器也,象形。从大,象其盖也。”同书“缶部”:“古者昆吾作陶。”壶本陶质,以器形似瓠(葫芦)而得名,故壶可视为长颈容器的统称。古代酒的品种多,因此壶的器形也各有不同。青铜壶在历史上使用的时间自商至汉代或更晚,在汉代,此器有自名为壶者,因而变化形式相当复杂。从商代起有瓠形壶,长颈圆体提梁壶,细长颈圆腹壶、扁壶、方壶、钫。

 

 

顶部

 

  铜钫即方形腹壶,腹部横截面作正方形。口、足形同,颈较细,鼓腹,有的四偶有棱,腹壁呈弧形,双兽面形铺首衔环,圈足。此类方壶约始见于战国中期,流行至西汉,西汉时始自名为“钫”。汉代铜钫承战国晚期与秦制,惟圈足高且明显外撇成斜直状。

  壶的功能多用以盛酒。《周礼·掌客》郑注:“壶,酒器也。”除盛酒外也有盛粮食和食物的,如: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陶壶,有相当一部分用于盛粮食,满城汉墓出土的陶壶中则有动物骨骼,可见壶也可用于盛其他食物。

  壶亦用作水器,《周礼·夏官·挈壶氏》:“掌挈壶以令军井。”郑玄注:“盛水器也。”此是言挈壶氏职掌悬挂水壶以指示军队有井水之处,但这里的壶未必是铜器。然铜壶亦确有用为盛水器者,如春秋晚期之比君壶(《通考》图版七四九)自称“盥壶”,说明其专用作盥洗时盛水之器。1974年山东莱阳前河前村出土壶,铭文曰:“己侯作铸壶,使小臣以汲。”(见《文物》1983年12期)证明壶亦用以汲水。

  壶的别名还可叫钟。《说文·金部》:“钟,酒器也。”满城汉墓所出铜钟肩上刻铭:“中山内府钟一,容十斗,重(缺文)。卅六年,工充国造。”甘肃武威磨售嘴子东汉中期墓出土的两个釉陶钟,有较高的十棱假圈足,与同时之壶一样,但器壁上分别有墨书题识“水钟”、“酒钟”,可见汉代所说的壶和钟实是同形异名之器。

 

 

铺首

 

  不过钟又代表一定的容量。《孟子·告子上》赵注:“钟,量器也。”

  这里说的钟和壶都是圆形的,方壶虽在西周时已出现,且其形制大体上被长期沿袭,但它的腹部横断面多是呈委角的椭方形。到了战国中晚期才开始流行方形的钫,其器身任意一处的横断面都呈正方形。《说文·金部》:“钫,方钟也。”满城汉墓出土之铜钫有刻铭:“中山内府铜钫一,容四斗,重十五斤八两。第一。卅四年中郎柳市雒阳。”但此器无盖。湖北云梦大坟头西汉墓所出铜钫则有盖。西汉中期以后,中原地区的汉墓中一般已不出钫。

 

 

铭文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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